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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新增白血病患者半数是儿童 其中7成以上来自农村地区(2)

时间: 小崔2 儿童资讯

  小欣父母均来自江西新建县农村,夫妻俩靠打工拉扯两个孩子长大。一场重病下来,不但花光家里所有积蓄,还欠下10多万元债务。为照顾小欣,母亲不得不放弃固定工作,有时为了贴补家用,勉强可以做钟点工,父亲在粮油店帮人卖米。核算下来,夫妻俩每月总共有4000多元收入,除了每月要负担800多元的房租,还有小欣每月1000多元的医药费,每月下来都所剩无几。

  中国红基会人道救助部项目主管焦晓伟介绍,尽管每年新增白血病儿童数量庞大,但随着医学的发展,通过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方式,80%—90%可以缓解,60%—70%可以治愈。然而,白血病治疗费用最少要10万—30万元,骨髓移植费用30万—100万元,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特别是农村贫困家庭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的。

  通过走访调查,红基会项目管理部廖玲了解到,平均每个患儿家庭都有20多万元的外债。此外,白血病患儿的康复期一般为3—5年,这段时间内,很多家庭的母亲必须在家全身心照顾孩子,父亲成为唯一经济来源,更加剧了家庭的经济重担。

  除了经济压力,巨大的精神压力也直接影响着患儿及其家庭的生活。小欣初中升到新学校后,从来不敢让老师同学知道自己的病情,“因为害怕老师同学异样的眼光。”

  鹰潭市余江县潢溪乡的小伟今年已经16岁,患上白血病后一直辍学在家。小伟进行了骨髓移植治疗,随后出现的排异反应让他全身长满皮疹。为此小伟不愿见陌生人,每天待在家中,帮忙做点家务,一个人打乒乓球,无聊时看电视,或用手机看小说,性格越来越内向。说到家里的现状,小伟的母亲和奶奶都不住地流眼泪。

  “由于没有专门的心理疏导,除了经济压力,许多家庭都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家里氛围很压抑。”江西省红十字会秘书长戴莹说,由于受病情的困扰,和生病前相比,大部分儿童在性格方面都有所变化,他们有的爱闹负面情绪,如爱发脾气、爱哭闹、容易急躁;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变内向、不爱说话、比较沉默、胆子小、自卑;也有的家长觉得孩子生病后变得比原来懂事、坚强。

  急需制度性救济

  公益项目因资金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救急救穷。政府急需加快救助步伐,适当减免医药费,避免让患儿家庭掉进“无底洞”。

  在走访的白血病、先心病患儿家庭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医药费都靠家庭独自承担,大多来源于家庭存款,或者依靠周边亲友借钱,少量家庭得到民政医疗机构资助或爱心人士的帮助。许多家庭刚刚摆脱贫困,一旦孩子患上重病,这些家庭往往倾囊而出。

  下午5点多,已是抚州市东乡县杨桥小学放学时间。在爷爷的陪伴下,小俊骑着自行车回家。2013年2月,小俊到上海检查发现患有白血病,“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医生直接让家里准备20万元。”为给孩子治病,60多岁的爷爷到处找人筹钱,到现在已花去40多万元。幸运的是,经过治疗,小俊的病情正慢慢好转,现在已不用吃药,只需每周测一次血常规,再过两年就可以停止治疗。

  “按政策虽然可以报销30%—40%,但是很多药都不能报,一些门诊项目也不能报,每年还有8万元的限额。”从爷爷拿着的近百页报销材料看到,医保报销的费用不到3万元,“现在最怕他发烧感冒,一有状况就要去上海,去一次就要五六千元,这部分费用医保无法报销。”

  调查发现,多数患儿都参加了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但报销额度仅在30%到40%之间。报销的药品有严格限制,一些进口药动辄几百上千,又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对于江西等中西部地区,受医疗条件所限,患儿家庭大多选择前往北京上海等医院治疗,报销比例较低、起付线较高,甚至不能报销,异地就诊增加成本。

  戴莹介绍,近年来围绕儿童白血病、先心病的社会公益项目越来越多,然而因资金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救急救穷。现有政策不仅在具体执行中存在问题,也缺乏针对患儿及其家庭的整体支持性政策设计。同时,学校方面可以设立中小学生大病互助基金,通过学生保险的方式,对重病学生进行帮助。

  江西省红十字会副会长袁才华表示,社会救助对于重病患儿获得治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支持仍显不足。例如,在江西,目前仍有4万多名患儿需要社会帮助,相当比例的患儿得不到治疗,生存状况不能根本改善,家庭处于压力和困境之中。

  袁才华建议,随着白血病、先心病儿童越来越多,政府急需加快救助步伐,适当减免医药费,避免让患儿家庭掉进“无底洞”。

  (文中患儿均用化名)

  河南新农合大病保险“三个机制”(链接)

  2014年,河南全面推行新农合大病保险工作,实行省级统筹和即时结报,基本建立起农村居民重大疾病保障机制。新农合大病保险,是在新农合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拓展延伸和有益补充。

  一是建立差异化筹集机制,尽可能增强大病保险受益的公平性,坚持“多受益、多缴费”原则。二是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切实调动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并参与补偿监管的积极性。三是建立多方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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