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少年背了十年书 识字却成了难题(2)
浙江、福建两省交界处的温州市竹里乡，&ld;文礼书院&rd;就藏在一片山谷中，山涧深邃，翡翠色的河流，两岸是稠绿的树林。
在读经界，文礼书院是公认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体制教育里的清华北大。如果把读经比作一个流派，那书院创始人王财贵，就是&ld;读经派&rd;的教主。他提倡&ld;老实大量读经&rd;已经多年。
文礼书院于2012年9月28日成立,每年招生两次，现在有学生33人。王财贵亲自授课。
文礼书院入学条件极为严苛，学生们要通过&ld;包本&rd;，也就是对着录像机，一字不漏地背下《论语》、《孟子》、《佛经选》、《莎翁十四行诗》等30万字经典，才有入校资格。
文礼书院老师裴志广介绍，保守估计，全国至少有50家50位学生以上的读经学堂，宗旨就是帮助学生包本进入文礼书院。比如广州的明德堂，北京的千人行书院。
&ld;这么算下来，已经有2500个孩子在等待进入这个书院了。&rd;
按照文礼书院的规划，十年读经，十年解经，第二个十年的最后三至五年学习牟宗三全集。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财贵的老师。
看到这个培养计划，郑惟生觉得，读经之路可能会使自己的人生越走越窄，最后竟然要限制到一个学派里的一个人。&ld;教育不应该是这样的，怎么会所有人都要往这一个方向呢？&rd;
中山大学教授贺希荣也认为，所谓30万字的&ld;包本&rd;读经，纯粹是个噱头，是交代给那些试图从反体制的读经教育中培养出圣贤的家长们的安慰剂。
尽管外界对这些学生前途的质疑汹涌而来，书院老师裴志广却胸有成竹：我们这些学生可不是做老师啊，要治国平天下的！
按他的想法，文礼书院教出的学生，要么是像孔孟一样的思想家；要么是有思想的企业家；要么是有格局的政治家，为天下苍生谋福祉。
但实际上，书院里不教真正的政治和商业知识。裴志广告诉记者，书院里教的是&ld;道&rd;，&ld;天不变地不变道不变，你把道掌握了，做什么都没问题。&rd;。
郑惟生也曾去见过王财贵，问到前途何在，王财贵回答，如果还考虑前途问题，那你就不要读书了。
记者探访时，正赶上书院放暑假。8月15日，剥洋葱在文礼书院里读到一些孩子的随笔，一个女孩写道，我体会不到生命的实感，我所接触的只是义，根本没有去实践。
导师王财贵在下面的批注则多是，&ld;要静下心来&rd;、&ld;只有一路，志道乐学，再无他途&rd;。
一位台湾学生的家长告诉剥洋葱，已经有几位学生以生病为，暂停了学业。&ld;这些学生都跟王财贵有渊源，所以没有明确退学，都是请病假。&rd;
书院老师裴志广承认，如今已经入学的33位学生，有将近半数的孩子家中都开了读经学堂。而在其他家长们看来，这些学生成为父母招生的&ld;金字招牌&rd;。
郑惟生最初的想也是考取文礼书院。辗转多家学堂，准备&ld;包本&rd;背完30万字。
背了20万字后，他意识到，一切努力不过是徒劳。&ld;我不是怕困难和枯燥，是怀疑这么做没有意义&rd;。
在海南一家学堂，他把书一扔，干脆跟着渔民出海去打鱼。
不仅是郑惟生，从读经学堂出来之后，很多学生都不愿意碰书了，他们忘掉失败感的方式，是迷恋电子产品，一个学生有一个诺基亚手机，俄罗斯方块他玩了一个冬天。手机没电了，就充着电玩。也有人看韩剧，一看就是天。
2015年，郑惟生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自考。自考、艺考，回到体制教育，这也是大多数读经孩子最后选择的路。
同年，近十位读经孩子的家长陆续找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柯小刚穿布衫，蓄长须，一副夫子模样。他长期观察民间读经运动，常发表建设性意见。他自己也开办书院，在业余时间教授国学。
找过来的家长们，家庭情况大多相似：经济宽裕，母亲是佛教徒，坚持让孩子读经，有人多年陪读，还有夫妻在是否送孩子读经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就此离婚。
母亲们对孩子的未来有美好想象，希望他们脱离体制内的题海战术，成为知书达、通晓古今、能诗能文的君子，也为自己的家族企业培养出一个儒商。或许孩子还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希望破灭后，她们既焦虑又烦躁，悔的是耽误了孩子的青春，不仅没有成为君子、大才、圣贤，而且连书都不爱读了。
家长们认为，柯小刚或许可以为他们出谋划策，提点一下孩子们的未来。
柯小刚对他们的主要建议就是自考。这两年，有近十位读经学生跟着柯小刚学习，一边在同济大学旁听，一边准备自考。
柯小刚发现，这群学生的功底太差，识字量不行、错字连篇、英语更是处在小学入门水平。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们写得吃力，他也改得吃力，要从标点符号改起。
不仅如此，学生们都处于一种相当不安的状态，没有学习兴趣，没有自觉能力。他们性情很乱，既自我边缘化、又掺杂着傲娇和自卑。
英语底子差，柯小刚就建了一个英语学习小组，让他们每周聚在一起学习。学了两次，学生之间就有了矛盾，几个孩子天天找到他投诉，讲别的孩子怎么不好。
有三、四个不能适应的孩子，干脆放弃了自考，又回到学堂里去了。
柯小刚显得很沮丧，他曾对读经教育抱有希望，希望能培养一些真正的能读经、为往圣继绝学的贤者和君子。但在这些孩子身上，他看不出这样的志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最早的一批曾被&ld;圣贤教育&rd;吸引的家长们，如今已从狂热支持者变成坚定的反对者。
数十个微信群里，他们每天都在讨论，如何以消防安全、办学资质、非法集资等向政府举报，让文礼书院关门。
而少年们心里，这种变化则更为微妙。
他们对十年读经教育的反叛，是余生再也不愿接触和国学有关的任何东西。
柯小刚发现，这些自考的学生，曾相信体制教育是糟粕，而现在，他们会很羡慕体制内的教育。
在对各种专业的憧憬里，他们更倾向于离国学远一点的，比如设计、国际关系。
柯小刚曾建议一位学生，以健康的学习方法学完经典，开学堂教书。这位学生反应强烈，觉得像噩梦一样，马上拒绝了，&ld;宁死我也不干。&rd;
&ld;读经给他们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十年，没有智的乐趣，没有感受力的乐趣，没有想象力的乐趣，只有长年累月的无意义。&rd;柯小刚说。
在郑惟生这里，反思读经之路，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他的青春就是在读经中度过的，与局外人的反思不同，对读经的每一点怀疑，都是对他生命意义的怀疑，读经方法的所有失误，都是他生命的失误，他说，&ld;我心如刀割&rd;。
对读经教育的另一种反叛，在于学生们与家长的关系陷入紧张。
郑惟生读经九年，母亲陪读至少五年。到了读经末期，前路无着，母子俩都是一个头两个大，关系紧张，频繁爆发争吵。
2015年，他在内蒙古一所读经学堂耗了几个月，决定放弃包本。这决定是他独自做的。他不再愿意征求父母意见。
十七八岁时，李淑敏在家里呆了两年。那段近似空白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在复盘自己读经的经历，开始有真正的思考，和对自我认知的推翻。
说起去年去复旦大学旁听过的两节课，她脸色才变得松快，眉飞色舞起来。
历史系教授韩生讲魏晋史，无论是民族、部落还是农业、政治，都深入浅出，重在启发学生们的思考。台下的同学们，则思维自，发言踊跃。
一个半小时的课，上了一个小时，老师就抱着水杯跑掉。剩下的时间让学生们&ld;该玩儿玩儿去&rd;。
还有一节是英裔女作家虹影的讲座，主题是&ld;我的文学之路&rd;。
虹影讲自己出生在重庆大院里，如何度过饥饿的童年，如何在艰难日子里写作。小小的教室坐满了人。
她觉得受到震撼，&ld;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的美，是这么多年我听过的，最浪漫、最感动的课程。&rd;
李淑敏想起自己曾在读经学堂里摇头晃脑地背诵过，&ld;博学于文，约之以礼&rd;。十年里，她并不解这句话的意思，却在大学课堂里，真切地触摸到了。这意味有些讽刺。
（应采访对象要求，郑惟生、李璇为化名）